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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目录
2019-02-13 11:31:12 来源:本站 访问:
摘要:  厚、淳朴、淳美……《候鸟的勇敢》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中篇,饱满有力地描述了东北黑土地的现实人生图景、红尘内外的光影与波澜,击中世情中的善恶和冷暖,展现了深厚的叙事功力

  厚、淳朴、淳美……《候鸟的勇敢》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中篇,饱满有力地描述了东北黑土地的现实人生图景、红尘内外的光影与波澜,击中世情中的善恶和冷暖,展现了深厚的叙事功力。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得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

  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岸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儿,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

  三十多年中,我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三五万字,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

  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拂照,脊背不会特别凉。

  王凯擅于描写当下军人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以普通军人关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彰显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情结。现代生活多少削弱了军队生活的传奇性,《楼顶上的下士》中,王凯选择直陈专业名词和相关知识术语,专业的姿态和军人职业标识经由日常化的简约笔调叙写,避免因艰深晦涩产生的阅读负担,又在陌生疏离中实现军人职业的荣光,并以此勾勒故事背景的可触摸性。

  王凯的写作正是以对某种边缘性的观照显示出独特的理性与判断力,生活化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透视出作家对军营生活现实的细致探察,这也成为其小说破解军旅文学写作惯性的重要关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军旅小说作为题材创作的文学性,个体内在世界的呈现不依赖宏大历史和时代背景的营造,而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恰如其分地展现出特定的文学品质——不停地将故事人物置于困境之中,在解决困境的同时提供更为独特、更为本质的反观视角,以小人物内心的现代性焦虑激发读者关于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等关系的思辨与探寻。

  我们的生活中不乏《镜子》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一个人从小看到了父亲的暴行,最终还看到了母亲在父亲的暴行中死去,他对婚姻和家庭的恐惧,使自己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异类。当人们把小说当作说教的工具时,我反对说教,而当人们忘掉了小说有说教的重要功能时,我便想要通过小说告诉人们什么。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我以为写好一个小说,重要的不是你写什么,而是你怎么写,其实怎么写也是怎么看。面对生活,存在着一个怎么看的法则,只不过这个法则对作家更为重要。好的作家,就是要在合理中看到不合理,在不合理中看到合理,作家的职责好像就在这里。

  我们能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什么?可能是,每个人能看到的东西都不同。重要的是,你要把这面镜子拿给人们,让人们看……

  作为朱山坡北师大作家班的同学,并且就住在他隔壁,我知道他关于“蛋镇电影院”的系列短篇是怎么写出来的——身为编辑,第一反应是抢稿子。在此前的长篇《风暴预警期》中,蛋镇电影院已经惊鸿一瞥,《风暴预警期》的故事,就开篇于那则让人感慨唏嘘的《听电影的人》。《风暴预警期》之中,台风是所有人、所有事的内在动因;而关于蛋镇电影院的这一系列短篇,电影院这一饱含着中国人特殊情感、独特记忆的场所,则是所有人表演的舞台。人仍然是小说的核心,但朱山坡的野心不局限于此,他让台风、电影院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至少是“潜性主人公”——他渴望拓展笔下的世界。阅读朱山坡的这些小说,你很难想象朱山坡会是生活中那土里土气甚至有些木讷呆愣的人,可跟他熟识之后,才知道他呆愣背后有精巧、木讷是他对自己的一种隐藏。外在的某些迟缓和内心的过于聪慧,使得他在日常之间,流露出一种不相称的冷幽默——就像“朱山坡”这笔名的背后,藏着他“龙琨”的真身。这种“错位”,也让朱山坡发展出自己标签式的小说风格:漫画式的夸张中埋伏可触的真实、肆虐的“不正经”中有浓烈的真情。可以想见,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将会撩起很多人颇为惆怅的记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从电影院门口灯光照射不到的暗处缓缓汇集,他们都对入口处充满期待,他们都在等着朱山坡点名召唤他们进场,开始一场场缠绵悱恻悲欢离合。朱山坡这个总导演,则像蛋镇电影院的放映员,从一个小窗口里悄悄往外看,一言不发。

  为“猫奴”一载,跟猫朝夕相处,逐渐了解到关于猫的一些知识。一位宠物医生告诉我,猫比很多动物都能忍受病痛,面对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由于猫的战斗力是很弱的,只能对付比自己弱小的生物链条端,所以,它们时刻警惕,不让自己的弱显示出来。对于猫来说,示弱意味着受伤,掩饰弱意味着防御。出于对猫的情感,我对它们掩饰伤痛的本能感到特别难过。但转过来想想,人才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掩饰伤痛的物种吧,因为记忆不会磨灭,精神上的伤口总是难以弥合,而在活着的每一天,一茶一饭中,一悲一欢里,这些伤痛往往得到隐匿。就像这篇小说里的那个老沈,他的伤害不仅来自父辈,不仅来自历史,更反射到了下一代,而他做的仅仅是为一只跑掉的猫留门。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架子十像淘镬冰冷。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为什么啊?我问,我也好奇。我只知道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

  她的小说是慢的,细小的。她讲故事,却减去了刻意制造的传奇性。不浓不烈,无大欣喜也不大悲恸。在她,慢与细小,不是技术,而是世界观。说到世界观,其实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就是一个人如何去计量世界,用什么单位去计量世界。慢的和细小的,是朱婧计量她的世界的单位。在沧海一粟,心细如发,全豹和一斑,世界和一粒沙,朱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粟、发、一斑和一粒沙作为她计量世界的单位。这样说,不是朱婧有多了不得智者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雄心。对朱婧而言,首先,慢的,和细小的,就是自足自在的,至于知不知著见不见大,她不会预先设计的。

  朱婧小说别有渺茫浩大的地理和宇宙——世事之无常,人心之莫测。如此细小,恰恰如此浩大的苍凉。如此,我们能做的是微乎其微的,活在一个个的“细小”情节里,与细小物事朝夕相处才可能获致笃定和安宁。犹可爱惜的也就是这些在时间里不断堆积的“细小”,而如果真的爱惜这些细小,则亦犹可找到我们日日活下去的理由。

  周晓枫:《离歌》里的屠苏出身寒门,连支付梦想的成本都困难;换句话说也行,梦想是他唯一的指望,因为不需要付出物质成本。谁不曾是鲜衣怒马的少年,被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屠苏心怀壮志,赤手空拳,一路打拼。他看似前程似锦,拼尽全力,却没有迎来明亮的未来,反而从时代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被甩离,我们甚至没有听到他坠入深渊的呻吟或呼救。屠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合于生活的原型;出于自保或念及他人,我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技术与想象上的处理……我觉得并不重要。他是我们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种人。

  假设屠苏的命运加在我自己头上,我未必能处理得更妥善,我的选择未必能比他出色或高明。谁也没有拥有什么道德优势,只是命运没有那么严酷地试炼我的灵魂。

  李修文:《山河袈裟》可能有时候会用小说乃至戏曲的方式对我要写作的素材进行截取,但它们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我亲身耳闻目睹,事件本身无疑都是以真实打底的。现在想起来,写作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浇注了我的立场,立场何来?我想是因为基于真实材料的同情心,同情心何来?就来自我深陷困厄之时遭遇到的那些同路人,纯粹靠阅读靠审美来完成这种自我认知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就是命中注定,就是当头棒喝,甚至就是六神无主之后再找到主。

  但是,我也绝不认为遭际就是万能的,如前所说,在我的认知里,一切最后都还是要归于个人美学,如何使得遭际与美学匹配,才是一个写作者重要的功课。

  张莉:我一直相信,修辞是写作者的一种文学呈现。你是什么样的人,最终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修辞。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创作属于我们个人的修辞——我们语气的抑扬顿挫,我们词义的起承转合,我们情感的千回百转,我们内心的山重水复,都在这样的表达中了。阅读或写作时间越久,我们就越会发现,每个人的修辞代表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他与他人的关系。有的修辞如此陈旧,我们只读到前面两段,立刻判断出作者的懒惰和庸常。而另一些写作者出手便与众不同,气象一新。从他的修辞中,能感受到他在尽力创造一种他与世界的崭新关系,在尽力创造一种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样的修辞,也意味着这位写作者的气质卓然,如果不是现在,也是在未来,他一定会卓尔不凡。

  说到文学批评,不是靠读了多少理论,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就能做好的,做文学批评要懂人和人性,更要懂文学本身,批评家要到生活中去,不能躲在书斋里。说到底,批评家的遭际也会体现在他的文章里。

  佩索阿是以心灵观察和感觉自然。他是一个感觉主义者。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他的写作。佩索阿以浓烈的感觉来面对世界,自然万物在他的内心镜像中平静而丰富地存在着,层次交叠,像他自己培育的一般。他是以万物为悲喜,所以,他无比地内在,敏锐,甚至在有些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具有某种将之吞噬或被其吞噬的气质。他使自己存在于这种存在之中,欣喜和厌倦相伴相随,最后,他的无力也被更多的事物席卷。他寄情的是自然吗?有时,我觉得似乎又不仅仅是。他寄情于“自然在我”的一个复杂的境地中。否则,他不会这样写:“我感受不到外面的自然,/我的房间黯淡,墙泛出微微的白色。”

  对佩索阿本人来说,他并不畏惧面对自身。此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孤绝的气质,正印证着他对整个人世的透视和觉醒。他一个人活着,但可以拥有庞大无极的心灵。所以,他的沉闷气质,更接近于一种冥思中的灵敏。我们需要虔诚地进入,放弃阅读者的自我屏蔽,否则,我们必然会与这样的写作者错过。这个自甘沉闷地生活着的被替代者,自我的不识者,在某些时候,他“拒绝”任何人进入他的心灵。

  我们看到,在《惶然录》中,佩索阿不仅描绘了自我的存在之悲,而且描绘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相似。我一点一滴地注视着这个人内心的风景,一点一滴地复原了自己对于思考之困的原始的记忆。他以自己在落日黄昏中所收获的惶然思绪将我们引到了灵魂的悬崖边上,四顾崖下茫茫……正是由这种思考的压迫(夜晚的压迫)所引出的无数影像,形成了他无眠之中的漫长书卷。

  父亲一年到头泡在药里,灶上熬着汤药,桌上放着丸子,父亲每天吃进嘴里的药,远远多于吃进去的饭菜、饮进去的茶水。父亲说,他吃药只是一种安慰,不是安慰自己,而是安慰母亲和日渐长大的我们。父亲是想让家里人相信,他的病还有药可治。或许因为无奈,父亲似乎相信了自己属猫,多大的病也死不了。父亲病得再厉害,也没听见父亲哼一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母亲坐在病床边抹眼泪:“怎么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效呢?”父亲反倒安慰母亲:“小时候,郎中就说过,能治我的病的不是药,是命!父亲找算命先生算了,我命大。我天生异相,是典型的命大之人。”来探病的人,听了医生的医嘱,都担心父亲脱了鞋上床,却没有再穿鞋下床的机会,然而熬上十天个把月,父亲还真的又穿鞋下了床。回到学校往讲台前一站,依然是一堂精彩的语文课。

  千禧那晚,我独自蜷缩在书房里,清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就在千年之钟敲响的一刻,我莫名地想起了祖母说过的一句话:“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

  我不知道,一字不识的祖母,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一句深刻而文雅的话来。读过媒体拼尽才情撰写的辞别文稿,我觉得,祖母的话,才是对二十世纪最精当的描述。

  一晃,新世纪又快过去二十年了。因为写作,我重新回到少年时代,捡拾起已经成历史的故乡人事。每每进入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又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祖母的这句话,浮现出那些日子的种种慌乱与仓皇:旧俗的废止与新规的张立,故景的消亡与新物的生长,审美的倦怠与求生的决绝,顺命的乖张与抗命的狂悖……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宣言与行为背道而驰,良善和邪恶互为因果,得势和败北殊途同归。这个看上去像慌乱追寻又像仓皇出逃的世纪,岁月被捣碎成一堆空洞的日子,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岁月,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

  究其动机,我写这些人事,并不是为了给二十世纪一个删繁就简的抽象评判,也不是为了印证祖母几十年前所说的那句话。于我而言,时代只是一日一日的日子,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一日一日的日子,总会有苦也有甜;一个一个的个人,总是有悲也有喜。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其苦其甜,其悲其喜,都是连筋连骨、动情动心的真实人生。

  在现实世界里,帕慕克早在一九九八年就买下了他第一件最重要的收藏品:伊斯坦布尔城里楚库尔主麻街区一间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房子,后来就化身成为书中芙颂的旧居和这座博物馆。接着他开始搜寻那些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在那段年代(主要是七八十年代,但仍可以上溯六十年代、下达世纪末)生活中会用到的东西:陶瓷和玻璃器皿、厨房用具、客厅的小摆设、酒瓶、钥匙、时钟、香烟盒、首饰、日常景象的相片;后来还加入他自己家族的纪念品、老照片、剪报,甚至无中生有但完全可以乱真的品牌手袋和饮料、证件、广告片……他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在跳蚤市场、二手书店搜罗旧货,在亲友家中翻找旧药盒、烟灰缸、清真寺相片、身份证和护照相片。这时,他意识到为一座博物馆搜集工艺品,和为一部小说收集素材,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他说:“或许小说和博物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大家都说,梅林才是一个疯子。梅林便坐实这个“疯子”的称谓,她开始和安娜表哥恋爱,她为什么不能和安娜表哥恋爱呢?她当然可以。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安娜家的饭桌上,安娜说的那两句话“表哥喜欢梅林”“梅林喜欢表哥”,那些日子像个幽魂一样附着在梅林身上。梅林开始带着安娜表哥出门去,她带他去自己和安娜曾待过的校园,他们在校园里牵着手散步,淡定从容。梅林喜欢安娜表哥波澜不惊的样子,他永远带着微笑。梅林牵着安娜表哥的手,似乎也能感受到另一个身体的温暖传来的力量。

  余静如的写作,让我感觉到小说还有幸存于浮躁时代的力量,可以进入人物身体深处,探究人物的精神状态、潜意识。小说叙事有一种溪流入林般的静谧效果,而静谧底下有激流。

  外面阳光耀目,是一个寻常而又美丽的七月晴天。我永远都记得爸爸出现在地下室门口笑着问我的模样:女儿,很快就是你的生日了,今年你想要什么?

  爸爸问清楚了什么是随意门:不光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可以穿越时空。而他的惊愕程度却出乎我意料。他只是顺嘴一问,却不知道我也是开玩笑的:我已经大到开始不满足他用礼物弥补日常缺席的错误,因此存心要出个世纪难题。

  我吓得直摆手:没有没有。爸爸你不是说外人进去容易爆炸?还安了红外报警装置。

  我渐渐在一双箍紧的铁臂中感到强烈的不安。一用劲挣脱,他就松了手:对不起。宁宁。

  所谓青春,应该就像是夏日炎热午后的硕大雨滴,它们肆无忌惮地冲刷摩天楼顶层蹲踞着的滴水石兽,敲击玻璃窗惊醒在彼此怀中小寐的恋人,追逐狭窄街道里穿行的冰激凌车和它用来做广告的老旧乐曲,最后,还要一头闯入街边的露天花铺,躺在零散的玫瑰花瓣上悠然落地,等待雨后的云层间扯起一弯彩虹。让我们暂且先忽略雨后的泥泞和天色不可避免的转黑,那是我们或者终将经历或者早已不想再提起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帕蒂·史密斯出版于2010年的回忆录《只是孩子》,想起了十年前的自己,也望见了那个不属于我的,激荡着反战高潮、民权运动、嬉皮文化和摇滚乐的六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