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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期|新刊
2019-02-11 13:13:41 来源:本站 访问:
摘要:  当您翻开新年第一期《中华文学选刊》,会发现这本与读者相伴多年的杂志,从内容到形式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当您翻开新年第一期《中华文学选刊》,会发现这本与读者相伴多年的杂志,从内容到形式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自1993年创刊以来,《中华文学选刊》持续关注当代文学现场,为读者筛选最具阅读价值的作品,努力呈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篇篇精选荟萃天下华文文学最新佳作,一刊在手通观当今中国文坛最新风貌”,发刊词中所说的是本刊对读者不变的承诺。而创刊时文坛前辈冯牧先生的寄语,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的承诺与目标,本刊同仁通过对近年文学创作和读者需求的变化趋势加以认线年初步调整了栏目设置;经过一年的摸索,广泛征询各方反馈意见并及时总结后,从2019年第1期起,扩充版面与栏目,并进一步在装帧设计等细节上加以优化,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2019年,我们将继续从文学报刊、图书、网络等媒介发表的海量作品中撷英采华,精心编辑,为读者奉献一份特色鲜明的综合性文学选刊:栏目丰富,涵盖多种文体与类型;视野开放,跨越代际和地域界线;尺度精严,从潮流之中发现经典。

  衷心期待各界读者能不吝赐教,随时将您对本刊及所选作品的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在新开设的“互动”栏目中刊载有代表性的反馈意见,回复读者关心的问题,并择优摘选读者对于本刊作品的点评。以上各类文字一经刊用,我们将向留言读者寄赠本社最新出版的书刊,作为纪念品。

  感谢各位对于《中华文学选刊》的支持与关注,在此送上最诚挚的问候:祝各位新年快乐!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力作,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本刊邀约了十一位长期身处文学现场,视野开阔、眼光独到的作家、编辑、评论家与媒体人,分享各自对2018年原创文学的个人观察和阅读印象,推荐心目中值得关注的佳作。

  童年,在袁哲生(1966—2004)笔下,已是人获有生命以后的伤停补时(stoppage time),再之后重启的时间进程,无非又是重新的苦痛。时间之伤,不因童年之“我”,对伤害一无预期,而其实,是因“我”的漫长预期,不能阻挡暴力必要再度侵临。袁哲生建构的,深邃的反启蒙叙事,在《猴子》里,获得另一生命阶段的检视。在同一眷村里,那同一个“我”进入情欲萌芽的青少年时期。一方面,残酷的暴力,被袁哲生远隔于叙事之外,如小说中,梁羽玲如何被父亲送给友人(预备养大为妻),如何返回,可能经历如何的通过仪式,方得到同侪庇护等等细节,小说尽皆留白。另一方面,暴力却又极其残酷地,裸裎于那只被圈养的猴子,当定期发情时,所遭受的体罚细节中。

  袁哲生以交错焦距,支起整篇小说的繁复语境,使残酷本质令人瞠目无言,又使暴力行径,表露在人人日常的举措里。在这语境中,“我”怀想一个“多么无聊而愉快的夜晚”,想着,如果能留驻时光,如永不开窍的混沌,“如果没有阳光,这个世界多么美好”。然而,再一次,这内向早熟的心灵,只能迎向自己早有预期的失落,之后,在仍然年轻、未来犹然迢远的彼刻,感觉自己事实上,已经“没有更重要的事了”。小说里,日常一刻骤然重如千钧。袁哲生笔力醇粹,而这个系列,确是他小说美学的代表丰碑。

  1997年元旦,我到街上买衣物。从商场出来时飘起了雪花,特别大,像被风吹碎的芦苇穗。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间恍惚晃到个女人,正想是谁,她已被拥挤的人流卷走。我隐约觉得,她应该是我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声音很像,可我真的能清晰地记起多年之前的声音吗?那天,穿着一双我母亲刚从军人劳保用品商店给我买的军勾鞋在漫天雪色中回家。那条路很长,我也走了很久。我在大雪中想起了很多女同学,有的面庞清澈忘了名字,有的记得名字却忘了长相。在我的理解中,她们都那么美好,犹如春天里在夜风中摇曳的蒲公英。我记得当时有些感伤,哪天我会把她们写进小说的,我想,这样她们就不会丢失了。

  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这篇叫《中年妇女恋爱史》的小说,我也想把它写成短短的一篇,每章后面的大事记,我也写了点外星球的轶事,它们与茉莉无关,与爱无关,与衰老也无关,遗憾的是,它们跟时间有关。

  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说:“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辰。”没错,我们就是星辰,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这一切,无比美妙却浑不自知。

  老大的声音在那头像湖水一样温柔地漫过来——在中东,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巴林,它小得就跟你一样,在人海茫茫,不,国海茫茫中,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它,在巴林,有一棵树,独自长在沙漠里,也跟你一样,一个人,它的四周没有一口井,没有一滴水,可它却在那片沙漠里存活了四百多年。

  心突然就动了一下,那是棵什么样的树,独自长在沙漠里,跟她一样?它苦吗?它的叶子会不会像她现在的面容一样,憔悴又干涸。

  桅子,我觉得,就算你要死,也该去看看那棵树,也许它是你在人世间、在世界的另一边的另一个你。老大的声音像每一次深夜送她回家时,在车里哼唱的呼麦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低沉、徐缓、充满魔力,直透人的内心。

  姚鄂梅一直想赋予这些女性某种理想化人格,她们热爱生活、承受生活各种悲欢苦乐,她们在时光的打磨之下红颜消褪然而初心不改。她们是葆有赤子之心的红颜,是姚鄂梅观察世界的一个无法穷尽的切口。

  我很喜欢姚鄂梅关于“旧姑娘”的说法。女子为“好”,少女为“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见了便觉清爽。“姑娘”一词有多少美好的想象与寄寓。而“旧姑娘”指女性被时光打磨不掉的赤子之心,即使时光飞逝、容颜易老,她们依然目光清澈,生活节制,葆有最初的姑娘心态。生活的各种磨练,人生路上的风吹雨打,摧残不了她们心地的纯良和对生活的热望。

  马拉的《创业史》叙述速度很快,基本上以一泄如注的方式迅速扫过史铁柱从实业的牛仔裤厂、灯饰厂起家,到微商,再到众筹饭店、民宿,又转入“共享纸巾”的一系列创业经历。对比于在小说中盛行了多年的私人、内心、情欲、世故与功利、颓丧与忧郁,《创业史》倒显示了一种难得的生机勃勃和喜气洋洋的格调。商人史铁柱既没有成为脸谱化的奸诈腹黑人物,也不再是光鲜而空洞的“半张脸的神话”,而成为一种混乱中活力四射的时代人物。这样的人及他们的折腾不是从书斋与内心中“召唤”出来的,而是在蓬勃杂乱、野蛮生长的中国现实中自行生长出来的。

  在那妇女出来前,老杨已经悄悄走了。绕到在广告牌后面他就吐了,之后蹲在那大片未开发的泥地上,看着从泥潭里长出的星点野草,号啕大哭。他想了那么多次才决定,整整一个月,一直在筹划去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他所拥有的只有那一辆摇摇车的时间。

  但老杨最想追问和诅咒的,却是那至高的高处,他没法原谅他多年的懈怠、残酷和傲慢,一再将其生活碾成碎末,从未善罢甘休,而他从来没能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但最后他还是兑现了承诺,坐上了那辆残疾人三轮车。老头把帘子用拉链仔仔细细封好了,连一小丝风都吹不进。暗橘的夜光从车外渗进,照在老杨的手上、肩上。车子开得摇摇晃晃,脆弱的避震系统使得一颗小石子也能让它颠簸半天。他靠在车厢的一侧,听见那残疾老头大声唱着快活下流的歌,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杨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只能看见那接近自己的一片乌云。而他只能等,或者无望地期待,一阵柔软的风从四面八方聚集,把那晦暗巨大的云彻底吹散,直到呈现完完全全的光明。

  小说灵感来源于多年前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她说,女儿赢得了温网少年组的亚军,并且网协邀请她与女儿去参加晚宴,晚宴的嘉宾是费德勒。我知道那是她女儿的超级偶像。之后,她又发来了自己与女儿及费德勒在晚宴上的合影,她穿了身墨绿晚礼服,手挽女儿,看上去很幸福、很骄傲,也很疲惫。看过照片后,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所有人都说,她终于熬出头了,但她自己却说,这才刚刚开始。

  小说的主人公及视角是母亲,而非女儿。女儿的命运具有局限性,无非是成与败。但母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美国,培养一名专业网球运动员需斥巨资。对于靠技术移民、初来乍到的一家人来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事。为了女儿五岁时的爱好与梦想,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母亲有着太多的怀疑和不确定。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所付出的一切将功亏一篑。就算成功了,假设有一天因比赛受伤而中断了网球生涯又该如何?然而,这些现实的问题,并没有阻拦住这位母亲。她义无反顾地赌上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是整个人生。小说中的母亲秦瑜,她与吉安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在书写她们的故事时,也加入了我对她们命运的另一种理解。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早慧者,很快找到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并影响到其他人。往往也会有一些迟到者,捡拾过种种文学武器,依然无法穿越迷雾,但愿意始终凝视。我常常觉得董夏青青是一个成熟的故意的迟到者,一如她缓慢的写作速度。

  董夏青青从来不讲一个有头有尾起伏不断的故事,小说里人物众多,每一个被写到的人都有一段独特的光影。在尽力克制的叙述中,有一种卓然不群的东西和沉潜的生命感受,内心建筑的材料越来越扎实,有别于都市生活的小确幸,也不见心浮气躁的概念感,实实在在的来自于另外的天地。

  亨利·詹姆斯说,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越是看到那“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们越是看到那“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代用品、一种妥协和契约所敷衍。董夏青青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这个远方和特殊空间内特殊人群的生活,建造了不一样的生活质地,作家像一个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探测者,在到达的地方,让人陡升一种怜悯和崇高,但又隐晦得似乎无迹可寻,没有任何题材和主题的优越性,这是能够带来安全和信任的。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我像之前无数次失眠一样,躺在黑暗里。睡意犹如旱季的水位一样,迟迟不肯上涨。我默默地祭出元婴,浮在空中,转身观察自己像观察一支玻璃试管。而我的良人则在不远处恣意展览其酣眠,鼻息安稳香甜。

  我在黑暗中把前半年的事都想了一遍,把后半年要写的小说也想了一遍,接着想道:我为什么在这浪费时间?我为什么不起身做点比装睡更好玩的事?等等,如果现在起身,我要干点什么呢?哼,当然是要穿一套轻便衣履,溜走。如果不是心存厚道怕吵醒他,我大可“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衾中人”。溜出去又干什么?像十二个跳舞的公主那样偷偷到舞会上跳舞直到鞋子报废?或者,到海滩上喝酒看月亮(可惜北京只有后海)?到机场偷一架飞机开一圈再开回来(需要先学个飞行驾照)?反正理论上可以做一切白天不敢做的事……不过天这么冷,还是算啦。我在心里把想做的事情想象一遍,终于在凌晨睡着。

  再睁开眼,晨光满室流淌,犹如淡金色牛奶,良人向我露出温柔的微笑。夜间对世界充满厌烦的那个我,像泡在牛奶里的巧克力脆脆米一样迅速变软,沉底了。

  但那个想法一直在。即使是童话里嫁给王子的辛德瑞拉、白雪、贝儿,肯定也会有想要逃出去的一夜。逃出去会不会回来?有人会,有人不会。几个月后我写了这个故事,《辛德瑞拉之舞》,让故事里的人物替我出走。

  他们的教义宣称,冥冥中有一条引线,由所有人的命运共同编织而成,它从天地开辟前的混沌中发端,隐秘地盘绕在万事万物之间,千秋万载地延伸。创世之初它就被点燃,火星不断向前推进,穿过历朝历代,一直烧到《红楼梦》完成的那一刻(他们称之为“红点”),然后,轰隆,宇宙达到最辉煌灿烂的顶点。此后就是漫长的下坡、缓慢的衰亡:《红楼梦》一完成便开始流逝,到它彻底消失时,宇宙亦将随之泯灭。

  红学会认为,在“红点”之前,所有事件都是为《红楼梦》所做的准备;“红点”之后,一切现象都是《红楼梦》的余波。也就是说,赤壁之战里,每一簇火焰都为《红楼梦》而燃;成吉思汗身后的每一柄弯刀都为《红楼梦》而高举;宋朝某个春天的黄昏,有女子无端下泪,她哭的是《红楼梦》;从没有人死于战争、饥荒、洪水或心灰意冷,所有人都死于《红楼梦》……同样的,红点之后的所有事件都是《红楼梦》的延伸和应验:“五四”运动、摇滚乐兴起、互联网诞生、一战乃至于一万战、银河系统一、宇宙坍塌、此刻微不足道的一场对话、茶杯中的涟漪,都是由《红楼梦》中的某一行文字所引发,或者是某一段情节的重现。

  毫无疑问,宇宙是以《红楼梦》为模型而建造的,有着同样对称的格局:宇宙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无所有;中间则是《红楼梦》,一切色相的顶峰。对称的结构意味着《红楼梦》的消失是必然的。“白茫茫大地”不仅预言了繁华的散尽,也暗喻文字的消失。《红楼梦》从一切的内部奔涌而来,也终将弥散入万物。因为盛宴必散,他说。

  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我祖籍山东,曾任职于湖北某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后在武汉某高校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每一名基层民警都是一本关于生活的百科全书,经年累月地经历着各色人生悲喜。我们既是看客,又参与其中,时间一长,便能在一个故事中看到另一个故事的影子。

  当警察之前,印象中的公安工作,就是港片中张家辉的“放下枪,我是警察”,但当警察之后,现实中的公安工作却成了梁朝伟的“对不起,我是警察”。

  请您相信,我就在您的身边,在静谧安详的小镇街头,在忙碌熙攘的城市道口,在每一个午夜时分悬挂着深蓝色灯箱的派出所值班室。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如此说来,他也是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吧。

  我后来才觉得,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尚可原谅,因为黎明前黑暗里的人们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们,终于从其飘逝的影子里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泽。历史的前行,不免要遗漏珍贵的东西,马一浮就是那历史的拾遗者。他在趋同的时代,敢于大胆立异,即如《楞严经》所云:“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在理解他的时候,我将此语看成了其精神的一个注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种空谈,抵达他思想深处的,可能不太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陆游有“工夫在诗外”之说,那是着眼于作诗;而“诗外文章”,则是讲诗文合璧,所谓“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开放文化散文的新花。

  诗文同体,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较之一般文化随笔,在知识性判断之上,平添了哲思理趣,渗透进人生感悟,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而历代诗人的寓意于象,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则表现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拨,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至于形象、想象、意象与比兴、移情、藻饰的应用,则有助于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拓展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

  这类文章的写作,会通古今,连接心物,着意于哲学底蕴与精神旨趣,既需依靠学术功力、知识积累,又要借助于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同时撞击古代诗人和今日读者的心灵,在感知、兴会、体悟方面下功夫,这才有望进入渊然而深的灵境。要之,无论其为理性思维的探赜发微,还是诗性感应的领悟体认,反映到陶钧文思的过程中,都是一种消耗性的心神鏖战。

  飞机爬升时,朝阳正破云而出。我打开王央乐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心绪似乎已飞到了安第斯山中,在那些印加废墟层层叠叠的石头上了。甚至闻到了某种味道。那应该是一场雨后石上的青苔味道、森林的味道。这次出行我带上这本书。因为我要去诗人的祖国智利。因为我要去的是诗人写作的祖国拉丁美洲。

  这本书,二十多岁时经常背着它外出。尤其是背着它到大自然中去。骑马时,在背上。徒步时,在背上。在那些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颠簸时,它也常在身边。这本书有些旧了,有些页码上还留有那时留下的一些特别痕迹:一团黯淡了的青草汁液,一朵花更加隐约的印记。那时,我把花朵夹在他描写爱情的动人诗句中间。那时,惠特曼和聂鲁达是我描绘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教科书。我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而且绝不让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崇高信仰。

  莫扎特的“感情状态”始终停留在“稚子”阶段,换句话说,他一直是个“天使”。要不然,你很难解释,他的音乐为什么始终那么“纯净”。很多人都会说,莫扎特的音乐简直就像“天使之音”,我想,这就是关键。

  当然,小孩子也有悲哀的时候,也会哭,莫扎特音乐中的悲哀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感人。譬如我们发生了不幸的事,朋友、亲人一定“劝慰”我们,教我们不要难过。我想最佳的劝慰方式应该是这样:你也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跟当事人一起哭,甚至抱住他哭。只有这种劝慰才是真诚的。莫扎特就是这样,当他伤心、难过,他就像小孩一样“纯然”地伤心、难过,一点杂质也没有。你听他的慢板(特别是钢琴协奏曲的慢板),就仿佛莫扎特在跟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然后他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