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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杂志看五四话题的变迁
2019-02-11 10:53:16 来源:本站 访问:
摘要:  五月中的读书人不会不提到“五四”这个日子;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舆情中,“五四”这一壶仍未烧开的水还是不断有人要提一提,似乎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五月中的读书人不会不提到“五四”这个日子;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舆情中,“五四”这一壶仍未烧开的水还是不断有人要提一提,似乎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提的方式、力度因时而别、因书而异,好像这也成了一种“五四”之后的小传统。我想,既然是读书人,不妨就以我们的《读书》三十年看看“五四”这个话题的变迁。

  《读书》于1979年创刊后的第二期适在五月出版,谈“五四”是很自然的,该期刊登了汪子嵩的《今年的五四和马克思主义》、汪士汉的《科学与民主并重》两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前汪文讲的基本上与五四无关,不谈也罢。后汪文是为《五四运动简史》作的序言,认为:“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利非来自“天赋”或“恩赐”,而要靠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云云。这篇很浅要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仍未过时,但又有点恍若隔世之感。

  1989年5月10日出版的第五期《读书》有甘阳、赵一凡、郑也夫等人的一组文章,各有侧重。甘阳谈五四传统阙失个人自由的理念,认为如不首先确立“个人自由”这第一原则,还谈什么科学、民主;赵文是“海外祭五四”,谈的是使命、知识、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郑也夫读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而反思与游行、反传统和面对现实等问题。该期的“编后絮语”竟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

  越十年,又是五月,关于五四有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该期封面标题却是罗志田“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一文,介绍了伍启元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指出了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断裂面。

  如上者,或许恰好见出一条曲折的精神历程;亦可以发现,作为政治运动史的“五四”遗产和作为文化思潮史的“五四”遗产实有差异,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大有区别。难怪年年五四,旧曲新唱或新词旧曲,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念的经书。

  “五四”是谈不完的,但是最早谈“五四”的那本书我们却不可忘却。很早就知道关于“五四运动”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述是杨亮功、蔡晓舟编著的《五四》,去年买到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1月),得以一窥全豹。该书以当日亲历者并兼资料搜集者而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内编纂出版,实在是研究“五四运动”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黄山版依据的原本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除了一段文字外,全书基本上未作改动。该段文字见第99页,是杨亮功为1993年版写的重印序中说到“五四运动”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黄山社编者注明“此文(似应为“此处”——明按)删去53字”,这种尚可称道的诚实似是黄山社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做法。今年四月,在深圳友人之“色香味居”终于读到台湾版的《五四》(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三六,传记文学出版社)通红色的封面、封底颇有革命的气氛。黄山版所删去者,其实无非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刊载此书前三章时所加按语的评论,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当属正常,何必删去?

  读《五四》,想到的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五四、五四,没有学生,何来的“五四”?但是,学生当日如何、过后怎样,我们又了解多少?过去我们是否泛泛谈“五四”的多,如这本《五四》这样具体谈学生的少?《五四》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对于当日情形、经过有详细的记述,自去年黄山版出来后亦广被国内撰文者所引用。然而,就如任何事件的亲历者之所见所闻恰因其身陷其中而难窥全局一样,杨、蔡二位对于“五四”游行前后的记述亦多有未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原书于1960年5月4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有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中译本,1989年5月4日版,书名为《五四运动史》)全面地搜罗了丰富的资料,论证严谨,对于游行起因、人数、经过等问题的多种不同说法进行了甄别,所论颇有公允、客观的效果。但是,也正如作者本人所陈,原书实于1945年初写成,1959年定稿,其时海外相关资料甚为缺乏,故也必有错漏之处。别的不说,仅北京档案馆收藏的有关火烧赵家楼的卷宗中,有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赵家楼地形草图,有学生代表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有“五四”当日一直跟踪学生游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岐昌关于游行路线的记述,有五六月份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对各方当事者的讯问、证言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的档案都是还原事件的真实史料。九十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但是这些档案却仍然是沉默的证人。“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纵使啼鹃随血尽,是非千载定愁予”,周策纵先生在1985年5月初于美国康州学院作“五四”演讲时写的这些诗句,所表者何尝不是我们无日无之的心情?

  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历史学家在主观上应有的努力,但是历史学本身绝不是纯粹的事件记录本。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研究者迈克尔·奥克肖特(1901-1990)的论文集《历史是什么》(卢克·奥沙利文编,王加丰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有多篇论文对于历史研究的性质进行了充满思辨性的阐释,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档案来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重构过去,而应该有思想、有价值判断,应该在掌握档案资料之外还要以当前文明的关于思想、制度和发现的所有知识即整体的知识为准确地理解过去的基础(第35页)。他在《辉格党的历史解释》一文中对巴特菲尔德教授论辉格党人历史观的著述进行了评述,这再三提醒我们警惕和拒绝辉格党人的历史观。尤其是面对五四这样复杂的历史运动,即便是面对这样的最容易引发我们的情感的事件,我们应该学会谦卑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