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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福利成非法所得?原咸丰私分国有资产案调查
2019-02-11 10:50:27 来源:本站 访问:
摘要:  按文件规定领取的工资福利被指为“非法所得”——单位财务管理出问题,普通职工买单?  2005年底,咸丰县检察院反贪局对原咸丰报社(出版报纸《恩施日报·咸丰版》)“涉嫌私分国有资产案”的侦查即将结束时,原咸丰报社部分当事人提出了上述质疑

  按文件规定领取的工资福利被指为“非法所得”——单位财务管理出问题,普通职工买单?

  2005年底,咸丰县检察院反贪局对原咸丰报社(出版报纸《恩施日报·咸丰版》)“涉嫌私分国有资产案”的侦查即将结束时,原咸丰报社部分当事人提出了上述质疑。

  “我们每年都是严格按照年初制订的文件,年底统一兑现、领取的工资福利,怎么可能是私分国有资产的‘非法所得’呢?……”尽管几年前领取的数千元工资福利将被追缴已成既定事实,1月5日,在面对记者的时候,35岁出头的李维君仍是一脸忿忿不平。

  “在2004年7月以前,我只是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做的就是拼命干活,争取得到尽可能合理的报酬,在报社工作期间,我既没有取过不义之财,更没有拿过非法收入……”李维君说,1989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开始是在咸丰县黄金洞乡担任农民技术员,由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1995年转行在基层开始从事宣传工作———当农民通讯员。 2000年3月,当时的咸丰报社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编人员,经过考试考核,他顺利进城,成了咸丰报社的一名招聘记者。在进入报社的第三年,他又被聘为记者部主任。

  进入报社以后,单位与他约定的待遇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每月为300元(后来涨为350元),大部分绩效工资及福利则按照年初制订的目标责任制和相关管理制度,到年底统一考核兑现。为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在此后的工作中,李维君备加努力。这样,从2001年到2003年3年的年终责任制兑现中,李维君共计兑现领取1.4万余元的工资福利及奖励。2003年底,随着县市级党报的取缔,咸丰报社被撤销。此后,李维君由于工作期间的突出表现,被破例解决编制问题,安排到县人民医院从事宣教工作。

  2005年5月中旬,过上平静生活的李维君,突然被咸丰县检察院反贪局告知,由于原咸丰报社领导在2001年至2003年间“私分国有资产”,他3年来年底兑现领取的那部分工资福利为分得的“非法所得”,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如数上缴。

  随后的5月20日,在原来的同事们纷纷筹钱上缴那部分“非法所得”时,李维君开始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他认为,自己当初作为一名被招聘在报社打工的“农民工”,领取的那部分工资福利,都是按与用人单位的约定,经考核后依照报社领取的合法报酬,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非法所得”呢?

  作为事业单位,原咸丰报社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报纸发行收入、广告收入三个方面。

  据咸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瞿万斌介绍,从2005年二三月份起,反贪局就陆续接到有关原咸丰报社存在重大经济问题的举报。该局2005年4月中旬介入,并在初查后发现了上述问题。2005年5月17日,“在提交检委会讨论后,反贪局才对此案正式立案调查。”瞿万斌向记者透露,经调查,2001年至2003年3年期间,原咸丰报社领导班子“经集体研究,采用虚列支出、收入不入账等手段,以兑现责任制的方式组织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共计25万多元”,“已涉嫌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于是在这个前提下,原咸丰报社领导和员工们从其中领取的“工资福利”,就都成为了“非法所得”。

  2005年5月20日前后,按照要求,原咸丰报社工作人员,开始向反贪局上缴2001年至2003年间按报社管理文件兑现领取的那部分“非法所得”。出于当时“农民工身份”的考虑,加上手头无钱,李维君开始“据理力争”。在他不断向上级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时候,2005年11月14日,检察院发了一封函到他工作的医院。在这封没有任何文号但盖着检察院大红印章的《关于协助追款的函》中,检察院要求医院“务必在2006年6月30日前将他当初领取的款项协助追缴到反贪局”。于是从当月开始,李维君除了 500元的生活费,其余工资全被扣除。

  尽管逐一将钱上缴,但原咸丰报社的员工们始终坚持认为,原单位虽然存在财物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但这应该只属违纪行为,算不上‘私分国有资产’的违法犯罪。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咸丰报社领导班子成员介绍,原咸丰报社虽属事业单位性质,但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参照国内的大多数新闻单位,一直实行企业化管理。“为了调动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报社每年都会确定年终考核目标和考核办法,年底按考核结果逐一发放平时纳入考核范围的绩效工资、津补贴及相关福利。”“报社每年初(就考核目标和考核办法)都制订了文件,并报主管部门(县委宣传部)认可后才执行。”由于每年年底每人兑现领取的款项加起来都是数以千计,“考虑到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当时报社领导班子通过集体研究,在按文件先给员工兑现后,再才采取虚列支出等方式,将其中的部分资金列入了报纸运行成本,设立一个‘账外账’。”

  这位领导认为,虽然设“账外账”的方式严重违犯了财经纪律,偷逃个人所得税也构成了违法,但“私分国有资产”应该够不上。因为每个人的所得都是依照年初制订的公开文件,年底考核兑现的合理劳动报酬及奖励,而且所制订的考核目标及考核办法也都在年初上报给了主管部门,并不是在年底才巧立名目突击发放钱款。

  在按要求将钱款上缴到反贪局后,原咸丰报社的员工们均拿到了一到两张不等的“收款单”,所填写的内容一种为“今收到××人民币××元”,另一种为“今收到××人民币××元,系付个人所得税”。

  “按有关法律规定,无论是检察院、法院,还是公安机关,追缴、收缴的非法所得和罚没款,都应该给当事人开具正式收款收据后上缴财政。用这样私自印制的‘白条’收款,是哪部法律、哪个部门给检察院反贪局的特权?……”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原咸丰报社的员工们对反贪局追缴当事人款项的方式提出强烈质疑。从他们出示的部分“收款单”上,记者发现,这些收款单不仅没有任何编号,也明显非财政或税务机关印(监)制,而且所加盖的公章也是“咸丰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行政公章而非财务公章。

  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咸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瞿万斌认为,这其实只是个工作方法变通的问题,“是因为沟通不够才产生的一场误会”。据瞿万斌解释,在向原咸丰报社“私分国有资产案”的涉案人员追缴“非法所得”时,由于恰巧没能从财政部门领取到正式的票据,为了方便办案,尽快追回国有资产,就给当事人开出了这样的“收款单”作“临时收据”。“当时曾口头解释,还要求他们日后按电话通知到检察院换取正式收据,只是没在收款单上注明而已。”瞿万斌说,在 2005年12月31日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出正式收据,将所有资金都上缴到了财政,目前,这些收据有一部分已换发到当事人手中。为了佐证这一解释,他还特意将这些收据一一在记者面前作了展示。他同时举例说,该院在查处县内另一起经济案件时,开始同样是开具的“收款单”,结案后才将正式收据换发给当事人。

  但在记者的追问下,瞿万斌也承认这样的“变通方式”是无法无据、无规可依的,“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他同时一再强调,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对他们的整个执法活动进行怀疑,“作为执法者,我们比一般人更加清楚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检察机关对原咸丰报社“私分国有资产案”的侦查,此前已基本终结,如今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对此案暴露出的相关问题,违法与否,法院的审判最终会给出个明断;违纪与否,纪检监察部门最终会弄个水落石出。

  而留给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单位的财务方面出现违规违纪的问题,普通员工特别是身份特殊的“聘用人员”是不是也要跟着买单?

  在原咸丰报社“私分国有资产案”中,“涉案人”李维君在一份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材料中深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作为一名被招聘到报社打工的农民,我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财务人员,对于单位的账务是无权过问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拼命工作,按劳取酬。在咸丰报社工作期间,我按照每年初制订的考核方案,加倍努力工作,图的就是年底多点成绩,心安理得地按管理方案多领取些工资、奖金和福利。但事隔几年之后,我用汗水换来的这笔钱却被告知为‘非法所得’,岂不是很荒唐?难道说走私犯了法,他公司清洁工的工资也都变成了‘非法所得’?”“是不是每一个单位的员工、每一位农民工领取一笔工资,都得事先去查清这笔钱的来源,事后问明账务的做法?”